时时彩1010cc版本第七十三章在,迫害元勋
分类:现代文学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傅崇碧在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就是在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被莫明其妙地关了起来。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关起来的时候没什么征兆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968年的一天夜里,谢富治打电话给傅崇碧,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要马上通知。傅崇碧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他自己先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那天夜里,参加接见的有军队里的总长、副总长,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在小会议室里。卫戍区的团以上干部也都到齐了。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

  江青说道: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这时候,周恩来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一会儿,林彪来了,周恩来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对他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周恩来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飞机很快就在沈阳降落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辆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傅崇碧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他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问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个加强班30多个人看他一个,还经常换地方,大概是怕人知道。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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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征兆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1974年,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位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火车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这么多年与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萧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第四天,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过去,周恩来身边的人傅崇碧都认识,现在来的这个不认识。他怕又有点什么,就问陪他来北京的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去不去,保卫科长说,我跟你一起去。但是,当保卫科长要上车时,却让人家训了一顿,你去干什么?没让保卫科长去。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周恩来住在西花厅时,傅崇碧过去天天都要去,甚至一天去个两三回,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又往北。这时还有幻想,说可能从北门进,北门还是没进。等过了养蜂夹道,还往北,傅崇碧以为完了,又受了骗。车子开到文津阁的一个院子,那地方傅崇碧知道,是中央文革材料小组所在地,有七八间房子。他心说,这回又骗了我了。但车还往前开,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见到周恩来,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周恩来说,不要激动,你受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周恩来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萧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车。周恩来把这些事一一交代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周恩来说,不要紧。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了江青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傅崇碧被关起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直到关了很久后的一天,他从小窗外看见一条“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还想了好久,没听说有叫“杨余傅”的人啊。他哪里想到“杨余傅”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自己。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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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时时彩1010cc版本,鲁迅手稿找到了,江青说这是小事,主要是要找毛主席的手稿。毛主席手稿找不到了,这可是大事,傅崇碧连夜报告了杨成武,又到秦城监狱去提审戚本禹。戚说,我没有拿主席手稿,我拿的是主席文章的清样,不是手稿。杨成武叫傅崇碧汇报。汪东兴说是这样,让傅崇碧写个报告。后来,傅崇碧才知道,鲁迅手稿中提到了狄克。狄克是张春桥的另一个名字。

  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傅崇碧知道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江青了。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穿了身军装,对傅崇碧下指示,要给上街游行的造反派解决车辆。傅崇碧请示过周恩来和军委几位老帅后,没有理会。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几次。毛泽东刚开始接见红卫兵时,几位老帅也来了,为了让老帅多和毛泽东说会儿话,傅崇碧没有理会江青让提前的催促,借口没准备好。江青感到傅崇碧对她的话不怎么听,再加上傅崇碧一再倒向老帅一边,就更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周恩来交给傅崇碧一个任务,说是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呆的地方不行了,要傅崇碧给他们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把他们送到东高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他们吃小灶,还给他们送每天的报纸。有一天,林彪问,第一书记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傅崇碧说,他没管。第二次林彪发了火,你卫戍司令不知道谁知道?傅崇碧说,没交给我,我怎么知道?江青、康生也为这件事拍了桌子,叫傅崇碧交代。傅崇碧说,别问了。江青一伙让傅崇碧交代清楚,是谁让干的,傅崇碧说上边。哪上边?傅崇碧又不说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保护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经历过“文革”的那些搞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都记得傅崇碧,都说他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保护,那些关于原子弹的材料非搞烂了不可,他们这些科学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当时这些高级专家住在三个地方,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荣臻找到傅崇碧,对他说:要保护那些人和那些机密材料。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傅崇碧记得那是1967年初,他马上加强了警卫。另外,那批关于原子弹的材料,叫造反派给搞走了,傅崇碧告诉聂荣臻后,聂荣臻说,一定要搞回来,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搞回来。傅崇碧对周恩来说了,周恩来非常支持聂荣臻的意见。于是,傅崇碧派人给追回来了,然后封存起来。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这些都触犯了江青,她拍桌子说,红卫兵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批评了傅崇碧两次。但是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保护的意见,傅崇碧也觉得应该保护科学家。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第二次要抓这些科学家时,聂荣臻还是打电话,让保护。傅崇碧悄悄地把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七机部的楼上,刚开始用一个连警卫,后来不放心,又调来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其他地方也加强了警戒。红卫兵要冲,傅崇碧说,谁冲就开枪打谁,这是军事禁区。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对。傅崇碧也把此事汇报给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说对。江青却发了好大的脾气,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你保护这些人是不行的。傅崇碧对周恩来说,江青追得很厉害,周恩来说,他们再问,你就说是我叫办的。然而就是在被关起来最艰难的时候,傅崇碧也始终没有说他干的那些事是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意见,他不吭声。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毛泽东的尚方宝剑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叶正光对聂荣臻攻击得很厉害,傅崇碧就去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说把叶正光关起来。他就带人去了,把其他人轰走,把叶正光关了起来。江青让放人。傅崇碧说不能放。江青就亲自找傅崇碧谈话。

  曾志这样回忆: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叫傅崇碧去。傅崇碧把这事对毛泽东说了。毛泽东问他手中拿的是什么,他说我也没看,上车时红卫兵从车窗户塞进来的。其实傅崇碧知道是红卫兵画的“百丑图”。毛泽东看后发火了,这是丑化我们,都说朱毛一家,朱和毛能分开吗?这个“百丑图”是错误的。赶快打电话给陈伯达,不准印这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百丑图”。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毛泽东问,北京现在怎么样?傅崇碧说,北京现在很乱。胡耀邦下跪,腿都跪破了。陈毅夫人挂着大牌子挨斗,坐“喷气式”。毛泽东问,什么叫“喷气式”?傅崇碧说,就是一边一个人按住中间的人,头往下压,胳膊使劲往上举。毛泽东问,红军时怎么斗地主的?傅崇碧说,游街,戴高帽子。那时有没有“喷气式”?没有。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傅崇碧说了按周恩来指示安排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的事。主席,他们查我。哪个查?中央文革。哪个?康生。傅崇碧没敢讲江青。毛泽东说,总理搞得很好,你也搞得很好。不要紧,再追,就说是我叫办的。毛泽东又问,朱德现在还有大字报吗?有,名字都是倒着的,还画着××。现在是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傅崇碧还讲了搞原子弹的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叫臭老九,毛泽东说,老九不能走。傅崇碧说,主席,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说的。毛泽东说,你怕什么?这是我讲的。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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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傅崇碧很高兴,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天快亮了,他就没有去钓鱼台,直接回了家。虽然他知道江青正在钓鱼台办公。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江青心虚,卫戍区、市政府大楼到处找傅崇碧,找到他家,叫傅崇碧马上到钓鱼台来。追问傅崇碧为什么不先到她这里,傅崇碧说天快亮了。江青问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傅崇碧说没讲什么,就讲了讲安定团结。江青更加生气,问省委第一书记、老部长都到哪里去了,赶快交代清楚。傅崇碧有了尚方宝剑,不慌不忙拿杯子喝水,说不知道。江青站了起来,陈伯达也站了起来。傅崇碧也发了火,把杯子一拍,你问主席去。江青马上软了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周恩来当时也在场。出来后,他把傅崇碧拉到车上,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冷静?傅崇碧把毛泽东的话讲给周恩来听,周恩来笑了,你办得好。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关照、保护老将帅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一万多人斗陈再道,要把陈整死,傅崇碧就把陈再道搞到电梯里,让电梯升到半截,谁也找不到。周恩来为这事也哈哈大笑。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黄克诚在医院里写了个条子说拉不出大便,想吃点苹果。傅崇碧跟他很熟,但不敢看他,就叫警卫买点苹果,乘专案小组不在的时候送给他,关照警卫把吃剩的果核拿掉。没想到第二个苹果核就叫发现了,追到傅崇碧这里。傅崇碧说旧社会还可以探监呢,他自己的钱,买几个苹果吃怎么了?你又没有规定。江青、康生都不满意,说把文革小组比作旧社会。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已经被关起来的贺龙发高烧,需要住院。江青却说贺龙没有资格进301医院。周恩来就叫傅崇碧想办法,找个医院。傅崇碧说军区总院也造反了,不行。我们卫戍区的师医院可以,没有造反。周恩来说,那好,就去那里。傅崇碧亲自去看的房子,很大,怕屋里太冷,傅崇碧又叫人拿来两个加热器。他不敢去看望贺龙,但从卫戍区找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专门给贺龙做饭。后来,造谣说傅崇碧和余立金勾结,要把贺龙送到苏联保护起来。因此,江青多次火冒三丈地质问过。傅崇碧或者沉默,或者干脆叫她问主席去。

  “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上海造反派连着送给傅崇碧两包材料,都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当演员的材料,其中还有江青给蒋介石祝寿的照片。周恩来都叫傅崇碧给江青送去。第一次江青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在会上发了一通火,说背后整老娘的材料。第二次送来的材料,周恩来叫人加了密封印后请示江青,江青让销毁,还点名让傅崇碧到场……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得罪江青的事很多。不说别的,就说握手,也得罪过江青,人家是握两只手,傅崇碧就握一只手。江青说,你们老红军,哪里看得起我们。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后来,傅崇碧恢复自由后,碰见江青,江青握着傅崇碧的手说,咱们是老相识了。确实是老相识。在延安时,傅崇碧就认识江青,但他想起江青的所作所为,没有吭气。江青又说,你出来是我讲的。傅崇碧说,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就不说感谢江青。江青一听这话,马上把手抽回来,脸拉得老长。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直到出来以后,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可他和余立金以前连认识也不认识。“文革”中,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这才有一些不多的工作关系。与杨成武认识较早,但也不在一起工作,这“杨余傅”真是生拉硬拽也扯不到一块儿。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傅崇碧想起自己老往西山跑,和几个老帅吃过饭照过相,然后就把照片压在玻璃板底下。把他关到东北时,看守人员把相片放得很大,叫他反戈一击。审问人员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只要说了搞了什么阴谋,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不承认有阴谋,只是发火,质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审问人员说他造反。他说你们才造反呢,就要走,不谈了。两个战士拉住他的衣服。他说,你们枪毙吧,朝胸口打,蒋介石、日本鬼子没打死我,让你们打死算了。因为他态度始终不好,连着换了五六个地方,关了六七年。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傅崇碧在京西宾馆住了半年多。有一次,杨成武一家和傅崇碧一家一起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指指耳朵说,只带耳朵别带嘴。大家都不敢深说什么了。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然而,长长的噩梦毕竟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三位将军平反,恢复名誉。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此后不久,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1979年3月,党中央专门发文,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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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我还要你来教训?”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刘少奇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阵营: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组长 陈伯达;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顾问 康生;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围住。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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